老施工员的工具包磨出毛边时，红星贴纸仍牢牢粘在卷尺外壳，他总在作业前摸一摸那点红。当年在基坑里掌灯测放坡，就是这抹红帮他在塌方夕拽回三个工友。如今他教新人认斜率，说，“最好的放坡，永远刻在心里那道纪律线上。”
　　青年骨干的全站仪镜头反射着晨光，党徽别在浸透汗水的工装袋上。深夜改方案时，屏幕蓝光映着他手抄的八项规定笔记。混凝土初凝前，他蹲在模板边用振捣棒画圈，震落的汗珠里，能看见红星在跳动。
　　技术中坚的图纸上，红色铅笔标出的革新方案正沿着钢筋蔓延。方案里的红线，是他熬三个通宵改出的最优路径。“这道节点必须零误差。”他抹掉眼镜上的雾，镜片后映着党员责任区的红旗 。当年父亲在同样的位置，用算盘算出的安全系数，至今仍是他的基准线。
　　质量部长的放大镜总对着预埋件的焊缝，红色印章在验收单上落下时，力道能透纸背。办公室的墙上，百年工程四个字被阳光晒得发白，旁边粘着从各项目收集的不合格品照片。“红星不是奖章，是校准器。”他给新员工演示游标卡尺，刻度线与党徽的金边在灯光下重叠。
　　四个影子在暮色中的塔吊下相遇，安全帽上的反光条连成一片流动的星河。老施工员掏出珍藏的红星徽章，四只手同时覆上去，掌温把那抹红焐得发烫。（五公司 罗蕊）